《叼羊图》为黄胄后期（1983-1984年）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。该图所表现的是新疆塔吉克民族名为“叼羊”的竞技游戏活动。
“叼羊”多在婚礼或节日期间举行，竞赛的方法是由两队（或不分队）骑手跃马飞奔争夺预先放置在竞赛场上的山羊。以最先到达指定地点者为优胜。叼羊游戏也流行于塔吉克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等民族之间。
黄胄力作《叼羊图》篇幅宏大（500×120 cm），人马鼎沸，描绘了众多的塔吉克骑手簇拥着一个头戴褐色羔羊皮短沿毡帽，身穿黑色坎肩儿，白色山羊皮裤，脚踏白色羊皮面毡靴，背跨“战利品”白山羊的俊洒英武青年。他手挽蓝色马缰绳，纵马奔达目的地，周围众多骑手伺机争抢，眼神像鹰一样犀利，画中还有一些骑手感到非他莫属的无奈；两只黑色牧羊犬已停止追赶，吠叫不停。等在一边迎接英雄的乡亲们、漂亮的姑娘、穿着节日衣装的孩子们，呼唤着胜利者的名字，画卷中，人神炯异，马姿各态，作者用笔奔放、娴熟的笔触、虚实相异，再加之作者善于驾驭透视色彩、层次和光线明暗的视觉效果，使获胜马骑处于正面角度，属于画面透视的中心位置，众多骑手从画面两侧向画面中心奔啸而来，直扑画前观众，形成了扣人心弦的视觉冲击效果。由于与左画中心的铁骑与画左侧的迎接英雄的姑娘、孩童、老人构成了鲜明的强弱对比，使其中心画面显示了更强大的震撼力。
该作品右侧有著名鉴赏家杨仁恺先生题写的边跋：我国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做新疆人物及毛驴为题材者居多，后来主题逐渐丰富，声名大噪，但仍不忘新疆风情诚可感念耳。和溪仁恺题。
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书城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，副研究员孟宪均在鉴定证书上签字，结论为：此件设色纸本镜心，款识“黄胄于太湖小山”。钤印“黄胄之印”。杨仁恺先生题写边跋。经鉴定为黄胄先生八十年代巨幅精品力作，确系真迹。
根据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名画家全集》中李松所著《黄胄》一书记载：“1983年黄胄58岁受命为中南海紫光阁，国务院各会议室和首都宾馆绘制布置画。作《叼羊图》，高2.1米，长8米。（以下简称8米卷----笔者注）。11月初，在南京举办画展，赴南京、扬州、苏州采访写生，并观赏扬州画派、金陵画派诸家墨迹。”据笔者考证，黄胄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，1972年解放，于83年之前就构思并开始了《叼羊图》的创作计划。世间可以见到的黄胄最早的一幅《叼羊图》是1978年为已故友人《人民画报》总编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邵宇同志所作，堪称最早。全作4.3尺宽，12尺长，为51.6平尺。黄胄落款为：“邵宇同志正之。1978年写于羊房店，已未4月整理完成并题。”但现在不知下落。今天所见到的这幅拍品《叼羊图》，高1.2米，长5米，（以下简称5米卷----笔者注)，是83年以后的作品，也是黄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的精品力作。有专家认为，5米卷先于8米卷，为8米卷的画稿之一，但所鉴专家在鉴赏时对拍品《叼羊图》评价极高，认为该作品表现出他对生活深邃的概括力和对艺术的统摄力，以及对大场面画挥洒自如的驾驭力。《叼羊图》5米卷正是这样一幅画面气魄宏大，线条生动，技法精湛的作品。三十余人物，二十余骑骏马栩栩如生跃然纸上，赛马场上那种扣人心弦、激烈竞技的场面，马上、马下关注胜利的眼神，使观赏人仿佛能听到欢呼声、马蹄声，分享到叼羊者胜利的喜悦。黄胄作品的特点之一是行笔快捷，痛快爽利。在得其掌握之中，某些细部常有过头与夸大。拍品《叼羊图》以迅疾而多复笔速写笔线、率直准确地将《叼羊图》中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意趣昂生，大气卓然、奔放挥洒。有专家评论，8米卷由于是为中南海画，整个画面似有拘谨，而5米卷则显得更奔放、生动、活泼，更富神韵，更能反映作者意气风发的豪爽性格和执著追求的惊世魂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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